三大精神沉淀著厚重的歷史底蘊

發表時間：2025-06-19 來源：湖北文明網

周巍

孕育形成于湖北的大別山精神、抗洪精神、抗疫精神，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。這三大精神一以貫之的是“救國、富國、強國”的歷史主線，體現了黨性和人民性的歷史統一，并最終指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。三大精神的提出有著緊密相連的歷史邏輯，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黨和人民面對艱難挑戰時的堅定信念、頑強意志與挺膺擔當，是激勵荊楚兒女在新征程上攻堅克難、奮勇前行，加快建成支點的不竭動力。

荊楚文化為三大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

荊楚文化作為長江文明的重要代表，其“篳路藍縷”的開拓精神、“九頭鳥”的智慧特質和“不服周”的抗爭品格，為三大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。

湖北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，這片土地見證了人類文明的漫長演進，孕育了城背溪、屈家嶺、石家河等一系列史前文化，這些璀璨的文明明珠共同構筑了長江中游史前文明譜系，奠定了長江文明的重要根基。自先秦以來，楚文化在吸收中原商周文明與南方土著文化精華的基礎上，形成了獨具魅力的文化體系，湖北正是這一文化體系的發源地和核心區域。秦統一之后，湖北歷史融入民族發展的歷史進程，生動演繹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。步入近現代，湖北更成為革命思潮的搖籃。1911年武昌首義的槍聲，終結了中國延續兩千余年的封建帝制，開啟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序幕。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歷程中，湖北同樣占據重要地位。1920年，董必武、陳潭秋、劉伯垂等七位先驅在武昌組建的共產黨武漢支部，成為次年中共一大召開時六個早期黨組織之一。“荊楚文化是悠久的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地位舉足輕重。”荊楚地區獨特的民族文化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革命文化為“三大精神”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礎。

革命戰爭時期，大別山地區人民遵循荊楚文化“家國同構”的價值理念，以“求民族獨立、爭人民解放、御國家外侮”為行動綱領，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，堅守共產主義崇高理想與中國革命必勝信念，以血肉之軀和生命代價深刻詮釋了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。大別山精神的內涵既是荊楚文化在革命語境下的實踐轉化，更是中華民族“自強不息、敢于斗爭”精神品格的具象化。

抗洪搶險時期，湖北人民繼承荊楚文化“堅韌剛毅”“篳路藍縷，以啟山林”的精神基因，以“堅韌不拔、頑強拼搏”的意志品質和“上下一心、眾志成城”的集體力量，以血肉之軀直面洪水沖擊，展現了荊楚文化的精神韌性。抗洪精神既是時代精神與民族精神的融合載體，也是愛國主義、集體主義精神的實踐展開，更是革命英雄主義與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共生展現，是荊楚文化在新時期的創造性轉化。

疫情防控時期，湖北人民與全國人民同心同向、共克時艱，共同構筑起疫情防控的堅固屏障。湖北人民在抗疫期間展現出“命運與共”的責任擔當，以“舍生忘死”的斗爭意志，服從疫情防控全局需要，積極投身防控一線，為阻斷病毒傳播鏈條、為全國抗疫爭取戰略主動作出了重大犧牲與突出貢獻，與全國人民一起共同鑄就了“生命至上、舉國同心、舍生忘死、尊重科學、命運與共”的偉大抗疫精神。偉大抗疫精神不僅書寫了中華民族精神的時代新篇，更實現了荊楚文化在當代社會的創新性發展。

近代以來百余年的歷史進程，從革命戰爭時期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，從改革開放新時期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，湖北人民始終以“敢為人先、銳意進取”的精神品格，持續書寫著與時代同頻共振的壯麗篇章。

三大精神反映中國共產黨堅持人民至上的歷史追求

三大精神的提出，深刻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宗旨。這三種精神雖然形成于不同歷史時期，但都生動詮釋了黨與人民血脈相連的深厚情懷。大別山精神“堅守信念、緊跟黨走”，是黨領導人民開展革命斗爭的價值體現。鄂豫皖蘇區時期，黨組織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，建立民主政權，踐行“一切為了群眾”的革命宗旨。紅安“銅鑼一響，四十八萬”的群眾動員奇跡，印證了黨發動群眾、依靠群眾的實踐路線。1998年抗洪斗爭中“誓與大堤共存亡”的誓言，將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置于首位，詮釋著“保衛人民”的使命擔當。黨中央調動軍民守護荊江大堤的決策，武漢等城市“人在堤在”的防汛實踐，都是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理念的具體化體現。疫情防控中“應收盡收、應治盡治”的醫療原則，彰顯了黨對人民健康權的高度重視，體現著“守護人民”的時代責任。全國4.2萬醫護人員馳援的壯舉，都是“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”的生動注腳。

人民至上作為三大精神的根本價值遵循，既是貫穿始終的主題主線，更是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省必須恪守的根本立場。三大精神作為黨堅持“一切為了人民、一切依靠人民”的生動實踐，其最鮮明的精神標識和最深厚的價值底色，正是人民至上、不負人民的根本立場。

三大精神彰顯中國共產黨回應時代之問的歷史擔當

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三大精神既沉淀著厚重的歷史底蘊，又標注著鮮明的時代坐標，其傳承創新本質上是歷史邏輯、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的有機統一。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，既要珍視這份精神遺產的歷史傳承性，更需把握其與時俱進的創新發展特質。

從歷史發展脈絡與精神傳承維度考察，三大精神呈現出創造性轉化、創新性發展的演進邏輯。大別山精神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精神結晶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大別山軍民開展武裝斗爭、建立革命根據地實踐的凝練升華。其核心內涵，不僅為后續精神形態的生成奠定了思想根基與精神底色，更作為精神基因嵌入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深層結構。社會主義建設時期，抗洪精神在抵御特大洪水災害的實踐中孕育而生，既繼承了大別山精神“顧全大局、團結奮斗”的實踐品格，更在“一方有難、八方支援”的全國動員機制中，進一步拓展出“眾志成城、頑強拼搏”的時代意蘊，實現了革命精神向建設時期精神的創造性轉化。進入新時代，抗疫精神在重大斗爭中淬煉成型，其堅定信念、團結協作、敢于勝利的基因可追溯至前兩個精神，同時結合“生命至上、尊重科學、命運與共”的新內涵，完成了對精神譜系的時代性豐富，形成了從革命精神到建設精神再到新時代精神的完整傳承鏈條。

這一傳承脈絡的深層邏輯，是中國共產黨始終以歷史主動精神把握時代方位的實踐自覺。從革命戰爭時期領導人民爭取民族獨立，到和平建設時期組織群眾抵御自然災害，再到新時代統籌推進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，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歷史潮頭，以“回應時代課題、凝聚精神力量、推動實踐發展”的行動邏輯，帶領人民戰勝一個又一個風險挑戰。三大精神作為不同歷史時期的精神標識，既是黨領導人民奮斗實踐的思想升華，更是黨百余年奮斗歷程的生動注腳。新時代新征程中，大力弘揚三大精神，不僅是對精神遺產的歷史致敬，更是將精神力量轉化為實踐動能的必然要求。

（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黨委常委、宣傳部部長、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）